我是一个在美国制度中参与城市建设的中国人。《城市传说》是一档全新的音频节目，每集节目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这是系列第三集的完整版。
2023年，哈佛大学前校长Claudine Gay在国会听证会上回答议员问题。在她的发言中，她解释了哈佛大学里“D.E.I.办公室”的作用，这个部门专门负责提倡多元化和包容性政策。
之所以称她为“前校长”，是因为在这段听证会之后不到一个月，她就在2024年初辞去了哈佛大学校长的职务。这位前校长是哈佛校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校长，然而，她校长只当了半年，就在铺天盖地的指责声中下台。指责的起因和巴以冲突有关，但真正让她失去几乎所有人信任的，是关于她论文剽窃的争议。
消息爆出后，许多人质疑哈佛大学能让她当上校长，是不是因为黑人女性的身份，而不是能力。换句话说，她的高升以及陨落，是否其实是因为美国当时所提倡的D.E.I.多元化的政策，即所谓的美国式政治正确？
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政治正确。不过，我不想做长篇大论的道德分析，而是想从我在美国一座城市亲身参与的一次城市规划项目讲起，分享我当时在黑人区的第一人称视角。
故事主角：Viola是那位被政府“空降”进我的项目组的成员，我怀疑她是关系户，或者是政治正确的装饰品。在项目的过程中，我不断重新理解许多问题，并反过来质疑起了我自己。
一、遭遇最强“关系户”
来到特朗普的基本盘
故事发生在美国南部的一座城市。要是你稍微关注一点美国政治，大概知道南部很多都是所谓的“红州”——简单说，就是选举时比较常投共和党，整体氛围也更偏保守一点。这里不少人挺看重传统价值，比如家庭、宗教、社区秩序这些，也比较警惕政府管太多事。
保守派主要是以白人为核心，他们对于移民、少数族裔等人群的利益，也通常希望不要对少数族裔给予特殊关照和扶持。这10年来，南部的红州成了特朗普支持者比较集中的地方，可以算他的“基本盘”。
生活和工作都在纽约的我，是怎么跟南部红州产生关系的呢？大约是两三年前，我们公司在那个南部红州拿下一个新的城市规划项目，客户是当地的市政府。我们公司是驻扎在纽约的经济咨询机构，所以我们对这类南部的项目其实比较陌生，也有些谨慎，但也难免有点兴奋——毕竟，文化和环境完全不一样，是一次全新的合作。
第一次和市政府视频通话的场景，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屏幕那头，并不是刻板印象中的南部老白男，而是一位黑人男性官员。他气质很稳，说话干脆、有力量，一看就是在当地有些威望的那种人。整个会议进展得非常顺利，然而就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忽然停顿了一下。然后他说：“在正式推进项目前，我还有一个请求。”
那一瞬间，会议室里突然安静了下来。他说：“我希望你们的咨询团队里，可以加上一个人。”
这个被“加进来”的人，叫 Viola。她是本地人，听起来和这位政府官员有些交情。我一边点头，一边下意识地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框里敲下了她的名字。照片加载出来的那一刻，我愣了一下。
Viola 是一位黑人女性。
坦白说，我当时心里升起来一种非常熟悉、几乎是条件反射式的感觉——那就是警惕。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又在公共项目里工作过的人，我对这种“被领导加进项目组的人”，有一种本能的不安。因为你很难不去想：她是因为专业能力进来的？还是她的背景和关系？又或者说，是因为其特殊的黑人女性身份？
那还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是拜登执政的时期。整个美国社会，正处在所谓的 DEI 高潮期——DEI指的是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即多元、公平、包容。当时，从政策到舆论，从私企运营到公共领域，美国的政府、公司以及机构都在努力纠正历史上的不公，将一切都更向少数群体倾斜。
而现在，就在我眼前，一位黑人政府官员，把一位他认识的黑人女性，直接“空降”进了我们的规划团队。我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这个Viola，她究竟是来工作的，还是来完成一个政治指标的？如果这真的是一场因为政治正确而采取的DEI行动，这在南方红州保守派的环境下，合适吗？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问题，最终会反过来，质疑我自己。
黑人区风情
大概半个月后，项目正式启动了。我们公司从纽约出发，前往美国南部实地考察。在去之前，我并没有预料到，这座城市会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熟悉的感觉——它让我想起了国内的拆迁现场，也想起了一些已经被放弃的“鬼城”。
从纽约过去没有直飞。中间转机，前前后后要飞四五个小时。下飞机的那一刻，南方亚热带地区特有的湿热空气扑面而来。机场外，是我在北方城市里几乎没见过的巨大榕树，枝条从高高的树冠垂下来，看起来温柔、从容，甚至有点让人放松。
但这种松弛感，很快就消失了。我们的项目基地，一点也不“南方风情”。相反，它更像是一道被直接划在城市里的锋利伤口。那是一个被高速公路划开的社区。
二战之后，美国进入了大规模基建时代。高速路在全国铺开，连通各个州，各个城市，像是中国的国道，促进地区间的流通和经济发展。但这些美国的国道并不只是在郊区间连接，而是会穿到市区内部。在很多城市里，这些高速路在穿过市区时，并没有顾及原本存在的社区结构，而是会把一些已有的社区生硬地划开。路修好了，车确实跑得更快了。但在被它切开的地方，留下的却是噪音、污染，以及一条几乎无法跨越的界线。
我们项目所在的城市，和美国南方的许多地方一样，有着非常高比例的黑人人口。差不多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是黑人。但这些族群，并没有真正混合在一起。城市里的居住格局，种族隔离的界限非常清晰。白人社区在一侧，黑人社区在另一侧。
几十年前，政府在选高速路路线的时候，正好把这条路，画在了黑人社区和市中心之间。这条路车速极快，行人几乎不可能安全通过。事故时有发生。公路建成之后，实际上就把黑人社区，从城市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彻底隔离了出去。
几十年过去，这种物理隔离留下的结果，已经无需解释。
高速路这一边，是市中心。绿树成荫，街道整洁，古老的小楼保存得很好。经济谈不上特别繁荣，但餐厅、乐器店、冰淇淋店一应俱全，生活看起来有滋有味。
而高速路的另一边，几乎是另一座城市。商业消失了，住宅老化严重，不少房子因为原住民付不起地产税，被政府收走，要么破败不堪，要么直接被拆掉。房屋拆掉之后，只剩下一块块长满杂草的空地，走在路上仿佛是鬼城一般。
政府那位黑人代表，带着我们站在路边，一边走，一边看。他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这可能和你们之前做项目时，客户带你们看的城市不太一样。但我想让你们看到的，这些残酷的景象，是这座城市、这个社区真实的样子。”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却带着一种近乎严厉的真诚。我们对视了一下，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一阵凉意，还有一种说不出口的苦。
我忍不住想：如果我是住在高速路这一边的居民，知道马路对面就是整洁、美好、资源充足的市中心，却几乎无法安全到达；如果我每天生活在基础设施老化、邻居不断搬走、商业持续消失的社区里——我该会感到多么的绝望呢？我对这座城市的政府和精英人士又还会有任何的信任可言吗？
当时我的心里感受非常复杂，一边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这座城市黑人居民的共情——因为他们生活的破败社区就在我眼前；一边又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一丝担忧——作为项目负责人，我带着这批专业团队来到这里，但我们大多是外人，我是中国人，团队里大部分是白人，如果说项目所在地的黑人对他们的政府和当地精英已经丧失了信任，那他们又能对我们这群人有任何信任吗？
一种很有感染力的笑
或许正是因为刚刚看到社区真实而残酷的样子，让我心里有点发沉，所以第一次见到 Viola 本人 时，我才会那么震惊。她和我脑海里想象的形象，几乎完全不一样。
Viola虽然明明就是这座城市高速路另一边的居民，住在那片破败的黑人社区，但她本人却异常地阳光、开朗，是那种一出场，就能让气氛变得轻松起来的人。她没有任何的苦大仇深，而是几乎是笑着走到我们面前的。那天，她在项目现场担任着类似“地陪向导”的角色，带着我们在社区里，一边走，一边介绍。
Viola 大概三十多岁，卷卷的头发简单地扎在脑后，身材有些胖胖的，穿着很随意的 T-shirt 和牛仔裤，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那种“要出现在政府会议里的正式人物”，特别亲民。她讲话时带着很明显的南部黑人口音，我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种口音的人，那种口音没有北方口音那种强烈的抑扬顿挫，而是更柔软、更缓慢一些，但声音依然是中气十足。她的眼睛圆圆的，笑起来的时候，脸颊会把眼睛挤成一条缝。
那是一种很有感染力的笑。
走着走着，她开始跟我们介绍这座城市的社区结构。她说，在这里，几乎每一个社区，都会有自己的社区协会。这些协会并不是什么正式的政府机构，而是一个让居民彼此认识、讨论公共事务、表达不满和想法的地方。我查了一下，Viola其实就是高速路这边黑人社区协会的会长。我当时愣了一下。然后了解到这个会长是志愿者岗位，没有任何报酬，而她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十多年。她的“正职”，是当地一家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那家机构专门为经济条件最差的家庭建房子。
到这里，我才慢慢意识到，她并不是“被安排进项目的新人”，而是一个在社区里已经被反复验证过的人。基于她在当地社区里的联系和经验，我们同意把一部分与居民沟通、公众参与相关的工作交给她来负责。
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在那个阶段，我心里对她的角色依然保留着一丝怀疑。她会不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一个用来证明项目“足够多元”的标签？她真的能在实质上对项目产生帮助吗？
这种犹豫，并不完全针对她个人。更准确地说，它来自我在美国工作这些年，对 DEI制度的复杂感受。尤其是在政府采购领域，很多地方都会在招投标时明确规定：项目中 20% 到 30% 的合同金额，必须交给由女性或少数族裔持有的企业。
这类政策的初衷，我完全理解。但在实际操作中，它往往会把团队组建变成一场艰难的权衡。有时候，能力非常强的合作方，因为不符合身份标准，不能被选用。还有的时候，仅仅因为公司老板不是女性或少数族裔，就直接被排除在竞争之外。甚至我发现，在一些领域，少数几家符合身份要求的企业甚至形成了垄断的局面，似乎背离了所谓扶持弱者的初衷。
对我来说，这种体验是陌生、甚至有点刺眼的。我知道，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看到这种基于身份和族裔的制度性倾斜，都会本能地感到不适。我们太习惯“任人唯贤”这套叙事了，以至于当规则开始以另一种方式运作时，第一反应往往是：这公平吗？
也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绪里，Viola 开始真正参与进这个项目。而我，还没有意识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慢慢改变我对她，也对这套制度本身的看法。
二、地头蛇
我差点让团队没饭可吃
第一次真正去那座城市看场地、和客户面对面开会，是个星期一。后来我才知道，当地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周一很多餐厅都关门。这对我们这群外地人来说，其实有点尴尬。按照惯例，项目团队第一次线下见面，总要吃顿饭，既算社交，也算建立默契。可那天晚上，城里稍微像样一点的餐厅几乎都歇业了。
好在有 Viola。她听说这个情况后，很自然地说了一句：“我来想办法。”
后来我们才知道，她提前打电话联系了一位开餐厅的朋友，对方专门在周一晚上额外营业，只为招待我们这一桌十几个人。于是那天傍晚，我们跟着 Viola，走进了一家主营南部黑人料理的小餐馆。桌子早就被拼成一张很长的长桌，像是家宴。菜陆续端上来——脆炸海鲜一大盘一大盘共享，塞满猪肉馅的火鸡翅，混着肉酱和猪肝的咸味饭，味道偏重、热量十足，非常“南方”。
我自诩见多吃广，喜欢品尝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美食，但不少菜式确实第一次见。我个人吃得挺开心，反倒是团队里的几位白人同事，似乎有点不太习惯，毕竟眼前这些菜式和白人饭简直是两个极端。
客观讲，这家店的档次对于公务会餐来说略微普通。但那顿饭，我至今记得。不仅因为味道，更因为——如果没有 Viola，那天晚上我们可能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那是我第一次隐约意识到，她在这个城市的“连接力”，可能比我们这些所谓专业人士强得多。
项目推进之后，我们每两周会开一次例会。经济、工程、设计、政策，各条线同步更新进度。Viola 的职责主要是公众参与——也就是和社区居民沟通，收集意见，也起到一些协调情绪的作用，毕竟这个项目的尺度很大，并且当地黑人社区和社区之间关系并不是那种非常信任的关系。
坦白说，在项目前期研究阶段，我一度觉得她参加这些专业例会似乎没那么必要。但她每次都准时上线，而且经常对基础设施、预算、政策提出很具体的建议。这让我开始好奇：她到底什么背景？因为她是后来“空降”进团队的，我们投标时并没有看过她的简历。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才发现：她以前在市政府规划局工作过；学工程出身；后来还读了商科，有MBA学位。现在她全职投入社区工作，但以前其实是个所谓的“专业人士”。我不得不承认——我多少有点“学历崇拜”，也习惯用专业背景判断一个人。在知道她其实是专业人士之后，我对她最初的怀疑，开始一点点松动。
但真正改变我看法的，还不是这些。
把项目会开到“家”里
在美国做规划久了，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规划其实并不只是工程、设计、经济模型。更重要的，是政治协商。项目不是政府想做什么就能做，也不是开发商想建什么就能建，而是——各方都勉强同意什么可以被做。而“社区”，往往就是这场协商中最复杂的一方。因此，美国的城市规划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社区参与机制。不过说实话，我在美国做了八年多的规划，很多项目的公众参与，其实挺形式化。做几份精美汇报，开场说明会，居民听一听，然后规划照旧推进。
但 Viola 的做法完全不同。我们项目一开始需要跟当地的一些社区领袖开会，建立初步关系，按理来说这些会议要么是在政府办公楼里举行，要么是我们规划师去他们自己的办公室。但在Viola的建议下，我们把这第一批会议放在了她自己负责的那个社区中心。
那是一栋很普通的小房子，外观看起来就像周围那些一层住宅，其貌不扬，只是院子里的树更茂盛一点。走进去，是一个不算大的公共空间。长桌围成半圈，蓝白格子桌布铺着，桌上摆着糕点、花，还有纸笔。丝毫不像政府办公室，更像邻里聚会。
Viola 列了一份长长的邀请名单：公益组织、学校、商户、文化机构代表……她一个个打电话、亲自邀请他们过来。会议那天，她既像在自家客厅招待朋友，又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把各种人都照顾得妥妥帖帖。我第一次看到规划会议可以这么开。没有距离感，也没有防备感。坦白说，那一刻我有点被感染到了，被她的热情和活力，以及这种像家一样的场景。
The Taste of the Community
后来，我们需要办一场全市居民大会，汇报项目进展，收集意见，连市长都确定会来致辞。随着我跟Viola合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以及前几次活动的效果很好，我开始越来越信任 Viola，于是决定让她提出整个活动的方案。她非常兴奋。她说：“我们不要只做一场汇报会。我们做一个叫‘社区的味道’的活动。”她的想法是：邀请几辆当地黑人主营的餐车到现场；前几十位签到居民可以领餐券免费吃；项目组付费；既增加参与度，也支持本地小微经济。
我第一反应其实有点犹豫。预算是否可以控制？餐车供给跟不跟得上？会不会变成混乱现场？会议节奏能不能控制？但我还是决定赌一把，并且在项目预算中找出了一笔经费来支持这些餐车，然后把联系餐车等具体实施细节完全交给Viola。
结果证明——我赌赢了，Viola的活动效果非常好。
活动前一个月，政府寄出明信片宣传。活动前一周，她自己上当地电台和电视台推广项目。到了当天傍晚，餐车排在公共空间里。居民陆续到场，领券、吃饭、聊天、看展板。整个空间一下子就有了烟火气。大家不是“被叫来开会、听汇报”，而是像参加一个社区节日。
会议正式开始后，市长上台致辞。我和团队坐在台侧，准备稍后做项目汇报。我看着台下的人群——有老人、有年轻家庭、有附近商户，也有一些看起来明显对这个项目心存怀疑的人。那一刻，我突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们这些从外地来的专业人士，其实只是客人。
真正的主人，不是政府，也不是咨询公司，而是像 Viola 这样的人。她没有什么耀眼的头衔，也不是所谓的“精英”。她只是住在这里，每天和这些邻居打交道，关心街区会不会更安全，孩子有没有地方玩，社区有没有未来。这种人，其实中国城市里也很多，尤其是我小时候所住的社区里——社区居委会里最操心的大姐，小区里总在协调矛盾的那个人，或者那个拐角处商店的万事通阿姨。他们不一定站在台上，但社区的运转和很多真正的改变，恰恰是靠他们一点点推动的。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Viola 并不是因为某种身份“被安排”进这个项目。她之所以在这里，只是因为——她比我们更早、也更深地投入到了这片社区。她是在为她自己的社区投入时间、情感和责任。
而这个规划过程，其实也不是她在努力赢得我的信任。恰恰相反。是我，在学习如何赢得她、以及这个社区的信任。而这种信任，不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都从来不是靠图纸、模型或者汇报 PPT 建立的。它更多来自时间、关系，还有那种“你是真的在乎这里”的感觉。
三、困扰我的三个问题
我是否剥削了她？
项目后来推进得很顺利。我们在那条撕破了社区的高速路周边，找到了许多空地——这些地大多是荒废的土地，也包括一些闲置的政府土地，还包括那些原业主因为交不起地产税而被政府收走的住宅用地。这些高速周边的地加起来有33公顷，被我们分成了8个地段，每个地段依其在社区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高速路的距离被规划成不同的用途，有的是养老住宅，有的是三层楼高的中小型廉租房，有的是新的餐厅和商业用地，有的则是公园和社区文化设施。
这些项目的建设需要分期执行，后续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政府、社区以及私人资本的持续支持。项目建成后，这块区域将新增1000户住宅，400个就业岗位，地产税的价值也将增加四倍，用于政府为社区更多的设施和福利投资。规划顺利完成，社区接受度不错，政府非常满意，甚至批准了一笔经费开始帮助项目落地。
按常规来说，作为规划师，我们的职责已经基本结束了，回到纽约要开始忙其他的新项目了。但我还是会常常想起 Viola。有些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说不上是很严重的困扰，但总觉得没有完全想通。
第一个问题，其实有点尖锐：Viola 到底是被赋权了，还是某种程度上被“剥削”了？“剥削”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有点重，但如果坦白一点讲——她最初加入团队时，我们给她的合同范围其实很窄。主要是让她负责公众参与方面的一些工作，相应的报酬也不算高。毕竟她是后来被强制安排进团队的人，我们从合同中找出一笔经费也不容易。
可后来，她做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合同：主动帮项目联系社区资源、上当地电视和电台做宣传、策划居民大会；甚至像之前说的，帮我们张罗餐车、协调场地、安抚情绪。很多事情，说白了，如果她不做，项目大概也能推进。但正因为她做了，项目才变得顺畅、有人情味、也更容易被接受。
从小在中国长大，我们多少都被教育过：“学习雷锋好榜样”，要多奉献、多付出。后来进入商业社会，又慢慢接受另一套逻辑：拿一分钱，做一分事。可 Viola 虽然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土壤上长大的，却不按商业逻辑办事。她超出了我们的合同范围，投入了很多自己的时间、精力，尤其是那种很难量化的——情感劳动。
其实，往大了说，很多社会系统的运转，其实都建立在这种情感劳动之上。照顾孩子、照顾老人、社区协调、邻里关系、公共参与——这些职责总得有人做，却很少被计算进所谓的“价值”，并且这些事往往由女性承担，就像Viola在我们团队中那样。Viola 为她的社区投入的，其实正是这种看不见、但极其重要的情感劳动。而我们并没有对她这种情感劳动做出相应的补偿，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计算她的价值。
公众参与是否只是合法性装饰？
第二个问题，则更偏向规划本身。美国城市规划一直强调“公众参与”。听起来很民主，也很理想。但现实操作中，我有时会忍不住想：公众参与，到底是真的赋权，还是某种合法性的装饰？
在我们的项目里，确实有像 Viola 这样的社区代表参与。但坦率讲，她大部分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些专业团队这边，帮我们解释方案、安抚居民、让项目更容易被接受。而真正尖锐的、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少能直接改变规划方向。居民可以表达意见，可以提问，甚至可以抱怨。但“共同创造”的空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公众参与更像是一门沟通艺术，甚至是一种推销技巧，这些技术和流程让方案更容易被理解，也更容易被接受，但没有彻底开放决策权给到居民们。这个现象，其实也不只是美国。
回头看中国城市，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公众参与不足，决策更偏自上而下。但换一个角度想，即使形式上给了更多参与渠道，真正决定城市走向的，往往仍然是政治资源、专业话语、以及谁更有能力持续参与。普通居民即使被邀请发声，也未必真的有时间、有精力、或者有足够信息去长期介入。
是的，中美两地做规划的方式很不一样，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中美城市治理之间的差异，也许并不完全是“有没有公众参与”，而更可能是——公众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能够持续影响结果。而如果从结果而不是过程上来看，这两个地方的差别，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大。
政治正确是否公平？
第三个问题，回到了最初让我对 Viola 产生怀疑的那个背景：DEI，也就是多元、公平、包容，这种美式的政治正确，到底是否公平。其实，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平呢？是完全按能力？还是要补历史欠账、扶持长期被忽视的群体？
我以前常常把这个问题看成二选一：能力 vs 身份。但和 Viola 一起做完这个项目后，我慢慢觉得——这个二元对立本身，可能就是假的。她的身份，恰恰就是她的能力。她在社区里的威望、她和居民的关系、她对地方文化的理解，这些都不是简历上能写清楚的。但没有这些，我们的项目连第一顿饭都不一定吃得上，更不用说建立信任、把这个复杂的项目做完做好了。
作为中国人，我们从小被教育：分数至上，能力至上。可“能力”这个词，在很多时候被定义得过于单一了。技术能力、学历背景、专业训练——当然重要。但历史经验、文化身份、在地信任、社会连接，在复杂社会中，同样可能是一种能力。只是这种能力，对我来说，曾经是陌生的。也是在这个项目里，通过和Viola这位和我无论是各个角度都完全不同的人合作，我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把时间倒回到项目刚开始——就是那位政府官员把 Viola “空降”进团队的那一刻，我大概还是会有很多怀疑，甚至偏见。毕竟，我们太不一样了。性别、种族、成长环境、职业经历、教育背景……这些差异本身，很容易让人下意识地拉开距离。
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偏见很多时候不是来自恶意，而是来自陌生。当“政治正确”这个词逐渐被污名化时，原本想用来促进理解的身份讨论，反而很容易变成新的分裂工具。它不再是桥梁，而变成了武器。
前段时间我读到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身份》。他讲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观点——当代政治越来越不是围绕收入、就业这些经济问题展开，而是围绕“我是谁”“我有没有被尊重”这样的认同问题。这种趋势不只在美国。全球化、社会流动、城市化，都在不断打散旧的共同体，人们于是更容易从种族、性别、文化、地域这些身份里寻找归属感。问题是，当身份成为政治的中心，社会往往也更容易被切割。美国这些年围绕 DEI 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撕裂的缩影。政策在变，政府在更替，但情绪、焦虑和不信任，似乎并不会随着政策调整而自动消失。
而有时候，我也会忍不住想——这种撕裂，真的只发生在美国吗？
在中国，我们很少用“身份政治”这个词，但城乡差异、地域标签、代际隔阂、甚至职业、教育背景带来的隐形边界，其实同样在悄悄塑造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或者比较少找到像我这个华人规划师和Viola这个黑人社区领袖两者差异这么大的样本吧。
现在，特朗普上台了，推翻一切拜登政府执行的DEI政策，甚至从法律的角度来主张那些DEI政策是违法的，但其造成的分裂只是有增无减，整个美国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割裂，矛盾、偏见以及愤怒的情绪令人窒息。
所以回头看我和 Viola 的合作，它其实并没有解决什么宏大的社会问题。但至少，它让我意识到一件事：
很多偏见，不是靠制度设计消失的，而是靠人与人的实际接触，一点一点被松动。
这个过程很慢，也不会完美。它留下了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但也让我在这个看起来越来越分裂的世界里，多少保留了一点继续尝试理解彼此的动力。
本期故事基于真实经历创作，人物、地点与细节经过处理，不完全对应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