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1992年，东京就业市场寒意渐浓。文部省统计显示，当年超7万名应届毕业生未能在校招中找到工作，本科毕业于东京名校的A君便是其中一员。彼时的东京依旧运转有序，商铺电视里播放着NHK纪录片《电子立国：日本的自传》，八十年代日本微电子产业的崛起曾给年轻人充足的就业自信，政府《研究院倍增计划》也在扩招硕士，可这股产业与教育的春风，终究没能吹暖冰冷的就业市场。

考公，成了A君的重要选择。这一年，世界市值第一的野村证券冻结招聘，金融、地产、银行业纷纷缩招，曾被视作“人生失败组”退路的公务员，一跃成为香饽饽。日本政府大基建政策初显，新增国债投向公共工程以拉动经济，公务员的稳定待遇与光明前景清晰可见。可报考人数水涨船高，录取难度与日俱增，A君既担忧落榜后的虚无，又迫切想“上岸”——他深知就业形势只会愈发恶劣，更不愿作为名校毕业生失业在家，依靠父母接济，成为家庭与社会的累赘。

父母劝A君读研深造，认为本科学历竞争力不足，恰逢研究生扩招，深造难度更低，未来就业或许更有优势。但A君拒绝了，他渴望尽早实现经济独立，不敢用自己的生存，去赌变幻莫测的经济周期。与其面对三年后更大的不确定性，不如尽早抓住“稳定”这根稻草。

回望这段往事，诸多细节与当下中国年轻人的择业困境奇妙呼应。教育部数据显示，2024年硕士生扩招3.74万人，硕博招录人数持续上涨，可2025年考研人数却同比下降45万，这一下降趋势已持续三年；与此同时，国考人数同比上涨30万，首次超过考研人数，“考编热”愈演愈烈。

智联招聘《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更揭示了残酷现实：2024年硕博毕业生offer获得率44.4%，低于本科生的45.4%，学历贬值已成既定事实。对“稳定”的追求成为年轻人择业的核心诉求，51%的应届毕业生认为“稳定最重要”，较去年增长10%。这一趋势早在2021年便有端倪，清华大学《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签三方就业的3669人中，去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比例合计达69.9%，“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成了后疫情时代年轻人对考编热潮的无奈调侃。

考研博主空卡的话道出了多数人的心声：“只要就业形势一天不变，愿意花3年来读书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摆在毕业生面前的，已经不是考不考研，而是如何谋生的问题。”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而言，择业的核心逻辑变成“首先是结果香不香，其次才是卷不卷”。

当退路成为“内卷”新赛道

年轻人对“内卷”早已习以为常：资源有限、增量减少、竞争者激增，人们被迫投入更多努力，整体效益却未必提升。这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驱使着年轻人做出极致的结果导向决策，而“一切向就业看齐”，便成了贯穿求学与求职的核心准则。

市场化就业赛道上，竞争压力的想象与现实相互交织，焦虑迫使年轻人提前布局。2023年中国青年网调查显示，在有实习经历的14578名大学生中，67.84%从大一开始实习。《真实故事计划》报道过这群“抢跑者”：有人坚信“风浪大，先上船”，要比同龄人快一步站稳脚跟；有人质疑校园学习对就业的实际价值，选择在“社会大学”锤炼技能。即便手握多段实习经历，考公考编仍是他们的最后退路，双线准备成了常态。

考公赛道同样挤满了“提前入场者”。《南方周末》报道，青岛某考公机构推出覆盖大一至大四的高校就业直通车课程，班里已有五六十名大一学生，备考时间不断前移，内卷程度可见一斑。

这种极致的“就业理性”，根源在于社会流动减弱与阶层固化。社会学学者谢宇等人的研究表明，剔除工业化带来的职业流动影响后，越晚出生的人群，子女职业发展与父亲职业、教育背景的相关性越强——个人努力的作用被稀释，家庭积累的背景优势愈发凸显。叠加高校扩招、学历贬值、就业市场供过于求等因素，“越努力越幸运”的信念开始崩塌。正如相关研究指出的，当青年文化中主流的“积极向上、集体主义”取向被认为无回报且令人失望时，“躺平热”与“考编热”便随之涌现。

年轻人本想以编制逃避市场化就业的不确定性，却发现“躺平也要靠内卷争取”，“求稳”反而成了新的不稳定来源。进体制难、体制内上升更难，逃离北上广回家考编，同样要面对激烈竞争。有同学自嘲：“清楚努力不如选择和背景重要，却不得不加入卷实习、卷考公的队伍，想逃避内卷，最后发现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为何努力的价值被弱化，人们仍要被动参与内卷？英国劳动经济学家史坦丁提出的“不稳定无产阶级”概念或许能给出解释：社会逼迫人们在竞争、功绩主义与弹性工作中求存，稳定性成为奢望，越来越多人挣扎在模糊的工作与生活边界，陷入异化与焦虑。蓝江则指出，功绩主导的社会中，行动过程被忽视，算法与功绩逻辑迫使人们成为“积极参与者”，疲惫的个体在自我消耗中困苦不堪，却仍不愿停下——因为考公、考研、实习这些努力，被默认为安全感的唯一来源。

就像马克思揭示的商品“惊险一跃”，年轻人从校园走向社会的跨越同样充满风险，若不被就业市场认可，受损的便是个体本身。贝克的社会风险理论也印证了这一点：个体通过“自我商品化”应对系统性风险，在不确定的现代社会中，为了成为标准的“螺丝钉”，不得不将就业作为检验自身价值的唯一准绳。

“岸”无止境的一代，精神支点落在何方？

“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小红书用户的感慨，道出了当代年轻人的迷茫。而这样的困惑，早已在四十多年前引发过全民讨论。

1980年，《中国青年报》刊登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来信，字里行间满是理想破碎后的彷徨：曾坚信的“集体主义、为革命献身”等宏大价值观，与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挫折、个人发展困境严重脱节，集体价值再也无法为个人生活提供意义支撑。这封来信迅速掀起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年轻人围绕“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命题，展开了深刻的思想争鸣。

编者按中的提问振聋发聩：“当他认为所坚信和追求的东西突然失去，当痛感自己碌碌无为，当回首往事时，一个严肃的问题便会浮现：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四十多年后，当代年轻人在考编、考研与实习的内卷中沉浮，在一个个想象的“岸”上寻找安全感，与潘晓那代人的迷茫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面对不确定的时代，怀疑人生目的，反思努力的价值，对理想破灭感到虚无。潘晓质疑集体主义的现实效用，当代年轻人则发现“为社会奋斗”的叙事难以兑现生存保障，最终都转向“自我优先”，却带着悲观滤镜看待世界。

“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一概念，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种悲观情绪——它指代缺乏变革动力、方向感的历史阶段，认为此时的年轻人会被悲观预期裹挟，陷入意义匮乏、行动贬值的虚无，最终被动接受“人生越走越窄”的困境，在低欲望中封闭自我。

但这一概念未必能完全照进现实。贺照田的研究指出，潘晓的苦闷具有两面性：既有虚无愤世的一面，更有对意义人生的强烈渴望。这种“迷茫中仍存理想”的状态，说明年轻人的思想未被时代完全左右，对重建人生目的的诉求，本身就蕴含着突破困境的潜力。遗憾的是，当年对潘晓观点的讨论，未能传递这份理想主义激情，“理性自利即可构建美好社会”的假设广泛流行，精神层面的深度检视被搁置，经济浪潮很快将年轻人的注意力引向物质追求，而那份虚无与幻灭，从未真正消散。

在陈嘉映与袁长庚的讨论中，我们或许能找到破局的视角。陈嘉映认为，年轻人应收回目光，分清自身与时代背景的边界，守护并创造属于自己的有限空间，避免被碎片化概念裹挟，与真实生活脱节。袁长庚则直言“不存在垃圾时间”，强调“垃圾时间”的认知源于对世界的逃避，而生活中的切实美好值得珍惜，年轻人应主动与世界建立连接，重新思考问题尺度，寻找新的人生支点。

当年轻人用躺平对抗内卷，用考编抵御不确定性，当他们怀疑人生意义、困惑于理想沉落时，我们不应冷嘲热讽“垮掉的一代”，而应体察其焦虑背后的深层诉求。浙江宣传曾发文呼吁：多给年轻人一些时间，不让他们因“不够商业”被资本淘汰，不让KPI酿成“社会性缺氧”。给年轻人一个精神支点，即便无法撬动地球，当他们跃上浪尖时，也能望见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注：A君的资料综合自分析师Boden的《以日为鉴》与阿部恭子的《高学历难民：失落的精英们》

参考资料

[1] Y. Xie, H. Dong, X. Zhou, & X. Song, Trends in social mobility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9 (7) e2117471119, https://doi.org/10.1073/pnas.2117471119 (2022).

[2] 贺照田.(2010).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07),5-44.

[3] 何海清 & 张广利.(2022).青年考编现象中的职业想象与内卷实践研究.中国青年研究,(12),84-91.https://doi.org/10.19633/j.cnki.11-2579/d.2022.0166.

[4] 胡文波.越努力越不幸？努力为什么越来越“没用”了？财新.2025.2.28

[5] 汤涵钰、罗靖瑜.找工作“求稳”的年轻人.财新.2024.6.29

[6] 叫年轻人努力，也要给他们托举.浙江宣传.2025.3.4

[7] 空卡.放心吧，26考研人数会更凉.空卡空卡空空卡.2025.4.21

[8] 白欣玥.学历贬值，大一新生涌入实习岗.真故研究室.2025.7.22

[9] 蓝江.一文说清楚内卷和焦虑的社会根源.哲学与艺术.2024.6.26

[10] 西西弗高速.对话袁长庚：“一切青年问题都是历史债务问题”.2024.9.23

[11] 看理想.陈嘉映x王小伟x周濂：接受“生活就是白开水”.2024.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