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100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但仔细想想，这些人和我们一样会幸福、会痛苦、会对世界有复杂的感受——100万个死亡，一定是100万个悲剧。
也许你会想，公益不是最富裕的1%的责任吗？普通人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要做公益？我也曾如此困惑，直到研究自己在全球财富分布中的位置——当我发现，税后月收入1.5万元人民币就已位列全球最富裕前2.2%时，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比想象中更有能力和资源去回馈社会，也有义务，用自己的幸运去补偿那些被不公和厄运伤害的人。
一个更好的世界
是可能的
“看不见的边界，看得见的可能”
主题演讲特别场
2025.12.05北京
大家好，我叫李治霖，是一家叫做益盒CharityBox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专注于思考如何让我们的公益行动变得理性和有效。
在开始分享之前，我想先说一个最近让所有人都感到揪心的事情，香港大埔的火灾。相信我们每个人在看到大火吞噬楼体的时候，都会揪心和难过，会为里面的人感到绝望，为他们的亲友感到哀伤。
我们甚至会想，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也是被困在楼里的人，身陷绝境。正因如此，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应该伸出援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公益人。
公益只是少数人的责任吗？
也许每次我们想到公益的时候，脑海里首先出现的都是这样的救灾画面：火灾、水灾、地震。因为这样的灾难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但不知大家是否想过，今天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人在经历灾难。而有些灾难它不是那么可见的，比如：
全世界仍有超过20亿人的家里没有安全的饮用水；有7亿人每日的生活费不到15元人民币，处于极端贫困之中；超过6亿人仍在与严重的饥荒搏斗，每日食不果腹。
更可怕的是，每年大约有590万1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主要的死因并不是不治之症，而是诸如窒息、肺炎、腹泻、疟疾等人类早就可以轻易避免的健康问题。这些孩子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们只是出生在了一个比较贫乏困苦的环境里，喝了一口脏水，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蚊子叮了一下，就要面对这样的生死离别。
590万个孩子是什么概念？他们大约能住满一万座密集的30层高楼。每年他们就和大火里的人一样，被收入不平等、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问题牢牢困在原地。
人脑在消化这些庞大数字的时候是非常不敏感的，心理学家称之为「规模迟钝」。有一句话叫，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100万人的死亡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了。
但仔细想一想，这些人跟我们一样会幸福、会痛苦、会难过、也会感慨。100万个死亡是100万个悲剧，是100万个家庭的悲剧。
火灾是有形的，但无数的个体每日在经历的病痛、困苦、贫穷是无形的。所以我们说，救灾是运动式的公益，而公益是常态化的救灾——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些专业的公益组织、捐赠人，在世界各地去帮助那些不容易被听到的哭声。
当然，你可能会想，公益慈善不应该是最富裕的1%的人的责任吗？普通人自顾不暇还要做公益、捐钱，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我和你有一样的困惑，所以我去研究了自己在全球分配系统中的位置——结果令我大吃一惊。
世界银行调整了汇率与各地购买力的数据显示，如果一个人的税后月收入达到了1.5万元人民币，他就是全球最富裕的前2.2%的人了。
▲数据来源：World Bank Poverty and Inequality Platform,2024
这些数据让我很触动，我天天说做公益是前1%的责任，但有没有可能我也是那前1%、前3%、前5%呢？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但那只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度，一个发展很不错的国家和时代，不用经历战乱和痛苦。甚至我作为一个男性，也享受了许多不应得的性别红利。
在这个意义上，我可能比我自己想象的更有能力和资源去回馈这个社会，也有义务，去用我获得的运气去回馈那些被运气伤害的人，修正这个不断制造不幸的系统。
我们真的会做公益吗？
假设现在我们达成了共识，要做公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真的会做公益吗？我们知道怎么帮助别人吗？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和我有类似的感受，去做了一次支教，但并不知道对孩子的人生到底带来了多少改变；去敬老院带老人们做了几次活动，但也不清楚有没有真的让他们过得更好；在这次火灾中，我们捐赠的钱会如何支持当地的救援和重建，最终又起到了多大帮助呢？
其实要将行动变为积极的影响，挺难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南非的特雷弗·菲尔德是一位退休的销售经理。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一次农业展会上看到一款新型的水泵，通过水平旋转就可以抽取地下水，他马上想到了非洲的缺水问题。
在非洲，村民们需要每天徒步一两个小时，去很远的水井打水，而且水量很不确定。如果把新型的水泵设计成一个旋转木马式的玩具，非洲的农村小孩岂不是可以在玩耍中从地下取水，既让孩子们玩得开心，又帮村子解决了用水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我刚看到的时候觉得特别创新、特别有意思。
于是，菲尔德买下了这款水泵的专利，设计了一款公益产品，取名为PlayPump「玩耍泵」。
这个项目一经推出，风靡一时，相继引来包括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超过16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说唱歌手Jay Z专门办了一场全球巡回演唱会为它筹款，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6年的《时代周刊》上对它大加赞赏。
到了2009年，非洲大陆上已经安置了超过1800个玩耍泵。
整个故事到这里都很美妙，就是有一个问题：这是个没用的项目。
这个玩耍泵看起来好玩，但是因为旋转木马的阻力很大，孩子们玩起来很吃力，所以并不爱玩，最后全是村里的妇女在上面不停地转。
而且它打水的效率很低。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每人每天需要使用15升水，这需要妇女们连续抽水27个小时才能获得；一个玩泵的安装成本是1.4万美元，是普通水泵的4倍；更夸张的是，安装它有时需要拆掉其它水泵，这让玩耍泵成为一些村里唯一的水源。而它一旦发生故障，维修需要3个月的时间，这让全村的水源都没了着落。
联合国儿基会的评估显示，玩耍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加剧了村里的用水安全问题。
那这么离谱的项目它怎么能大行其道，还做了不只十年之久呢？
一个记者去采访了这个菲尔德，问他：“你对你的项目进行了什么研究和评估吗？”
菲尔德说：“这是个好问题。但当你看到人们因为口渴而奄奄一息的时候，我就不再认为研究和评估是首要任务了。”
这反映了公益捐赠的残酷事实，一方面，我们热爱公益。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追问效果。一涉及到公益，我们就会说「论心不论迹」，做了就是好的。
但这里有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公益是利他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变成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虚荣心，那不就又成了一个利己的事情了吗？正因为太多人在做作秀式的公益，才导致了大量捐款被浪费。
▲来源:Coalition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2008
英国一家研究机构对2000年到2010年间200多个接受过评估的项目进行了一个汇总研究，发现有75%的项目都表现出了弱效果、无显著效果乃至负面效果。在备受关注的教育领域，只有10%的项目评估后显示有效。更不用提还有非常多的项目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效果评估。
所以做好事是不容易的，需要我们有善心，更需要我们用理性。
超越直觉，尊重科学
那如何有效地做公益呢？我想结合益盒的研究工作，给大家一个原则：超越直觉，尊重科学。
给大家出一个小题目。这个机构叫GiveDirectly，直译就是「直接给钱」。这个项目也是这么做的，在非洲比较贫困和落后的国家，直接给贫困家庭发放现金，无条件给他们打两个月或者半年的收入。你觉得这能帮助贫困家庭脱贫吗？
我们都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直接给钱肯定不怎么样，这是我们的直觉。
但科学给出的答案是，可以。
无条件现金转移（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是已知有效性最显著的扶贫干预措施之一。在MIT、世界银行所总结的超过300篇严谨的评估当中，现金发放表现稳定，能够降低贫困发生率、提升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促进储蓄和再就业、以及赋能女性。
当然它并不是大水漫灌式地发钱，而是要识别一些精准的受助者。这些人拿到钱之后，可以去买一些种子、农具，开始务农种地；可以用来支持子女的教育；填补高额的医疗费用，让家庭不至于因病返贫；或者是自己开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
其实在救灾领域里，直接发放现金也是效率更高的一种形式，能够让受助者更好地决定他们自己需要什么，而不是我们在千里之外把物资再送过去。
这个例子也点出了有效公益的一个核心指向：尊重受助者的主体性。这些脆弱人群不是不努力，他们往往是太匮乏了。什么叫结构性的不平等？就是他们一点初始资源都没有，所以「努力」根本就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只要给他一点小小的资源，他都能够拼命地游向自己的未来。
当然很多人会担心，会不会养懒汉？他会不会拿去赌博或者买烟酒？这就像我们站在船上看一个快要溺水的人，我们给他扔一个救生圈，他会不会拿来扔着玩？不会的。贫困人口非常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如果他们拥有和我们一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不会比我们过得差。
当然，如果你最开始让我选择玩耍泵和GiveDirectly，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玩耍泵，因为它看起来多好玩、多创新啊。这就是我们的直觉，大多数时候依赖熟人推荐和背景信息。
那什么是科学呢？我想介绍两个概念给大家：一个是随机干预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一个是成本效益分析（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CEA）。
随机干预实验（RCT）
随机干预实验（RCT）最早来自医学领域，我们吃药、打疫苗的有效性都需要经过这一严谨的评估步骤。
其实公益项目也是一样。当我们去做支教，发现孩子成绩好像提升了，这不能直接就说是我们的功劳。也有可能这段时间孩子的父母回来了、他的营养改善了、或者学校的教育政策变了；
再比如你去养老院做了几次活动，老人们好像变得更开心了，但也可能是这段时间他的子女更多来看他了。真实世界里的因果识别是很难的，我们有许多一厢情愿。
而RCT就是将研究对象随机分组，对不同组实施不同的干预，在严格的条件下对照效果的不同，排除人为想象的可能性。
随着实验经济学在上世纪90年代的兴起，高质量的RCT已经开始辐射到全球发展与援助领域。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三位在社会议题里做RCT的学者。
目前，RCT是评估公益项目有效性的关键考核方法。与之对应的，专家观点、熟人推荐是最低等级的证据。
大家可以做一道题：
在家暴发生后安排专人上门探望受害者，能有效避免家庭暴力再次发生吗？
背景：“第二响应者”（Second Responder Program）是一种希望阻止家庭暴力再次发生的干预。警官和之前的受害者代表会参与其中，在家暴发生后的数小时或几天内上门安抚受害者，提供相关的公益服务、法律信息，点对点地帮助受害者厘清脱困思路。有时，他们也会警告和威慑施暴者，向其告知暴力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少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都实施了该干预。
A.能，这是有效的
B.不能，这是无效的
C.不能，这是有害的
很遗憾，在美国4000多个家庭里做过10个对照实验显示：这个干预是有害的。参与该项目的女性，再次被施暴的可能性增加了1.7倍。很有可能是项目激怒了施暴者、令其感到难堪和被挑衅了所导致的。
当然在中国情况可能会不一样，因为中国在反家暴法出来之后，有告诫书、还有人身安全保护令，如果用这个去干预施暴者，可能结果会不一样。所以RCT在不同地区也是有不同的可能性和样本的。
所以我们要超越我们的直觉，走出我们的傲慢与偏见，尊重科学的评估结果，即使这个结果与我们的直觉完全相反。
成本效益分析（CEA）
RCT解决的是质量问题，一个项目得有用。但光有用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性价比，通俗点说，我们投资的时候都想放大我们的财务回报，那捐赠和做公益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关注和提升我们的社会回报，用更好的策略和方法，花小钱、办大事。这里再给大家出一道题：
提升农村孩子们的受教育年限，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A发放免费的校服
B提供除虫药片
C基于成绩的奖学金
这三个项目都是经过RCT验证的好项目。大家可以猜一猜，如果我们想帮孩子上更多的学，我们应该捐给谁？
答案是：提供除虫药片。
在全球包括中国做的很多实验发现，同样是花费1000美元，如果给孩子提供免费的校服，让他对学校更有荣誉感和归属感，大概能提升3学年的受教育年限。
如果转化成基于成绩的奖学金，大概是7学年，是发放校服的2.3倍。
而如果发放除虫药片，则是139学年，是发放奖学金的近20倍，发放校服的46倍。
为什么是除虫药片呢？因为很多时候农村学生旷课不是意愿问题，是身体不舒服。他可能肚子里有肠道寄生虫，会拉肚子、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在中国西南地区，云贵川的很多地区，这个问题依然非常严重。
健康领域也一样。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对全球所有健康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排名，叫「疾病控制优先计划」，去帮助各国政府更好地分配自己的医疗资源。发现最好的干预可以实现每1000美元挽救回超过300年的人群寿命。
▲数据来源：Ord，2019
在其它任何行业，你或许都很难轻易地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几十倍，仅通过改变分配去向就能多帮助数百人。但在有效的公益里，你是可以的。
于是我发现，在「有效干预+成本效益」这两条原则的指导下，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或许就是找到这些有效的公益项目，为他们鼓与呼，帮助他们筹集资源、扩大影响力。
于是我发现，在「有效干预+成本效益」这两条原则的指导下，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或许就是找到这些有效的公益项目，为他们鼓与呼，帮助他们筹集资源、扩大影响力。
健康领域也一样。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对全球所有健康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排名，叫「疾病控制优先计划」，去帮助各国政府更好地分配自己的医疗资源。发现最好的干预可以实现每1000美元挽救回超过300年的人群寿命。
中国有哪些有效的公益项目
于是，在投身公益几年之后，我与我的伙伴们一起创办了益盒CharityBox。我们在教育、健康、女性、救灾、乡村振兴等领域，系统性地研究和筛选有效的干预措施和项目，帮助中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用捐赠支持这些项目，带来更大的影响。
最近我跟一个老师聊的时候，他说这个CharityBox应该翻译成「功德箱」，听起来好像更符合中国人的偏好，我们可能可以考虑改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