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雄伟的新德里科学宫，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Make in India”（印度制造）。全球资本一度相信，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即将接棒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现在，10年过去了。尽管孟买的股市（Sensex）疯狂地刷新着历史高点，尽管班加罗尔的写字楼里挤满了拿着高薪的代码精英，但印度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依然死死地卡在12%～17%的区间里，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GDP已攀升至3.64万亿美元，但经济总量的膨胀并未带来实质性的结构转型，资本沉迷于金融游戏，数亿劳动力正被锁死在低技能的死循环中。

与此同时，越南、孟加拉国甚至墨西哥，正在大口吞噬从中国溢出的产业链红利。为什么印度“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近日，写出过《踢掉梯子》、以犀利著称的韩裔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在接受印度《Frontline》杂志深度专访时，抛出了一个令印度精英阶层汗颜的观点，直指人性的贪婪与制度的共谋：印度的工业化之死，源于一场“精英的背叛”。

一、赚快钱的诱惑：金融早熟症扼杀实业根基

在张夏准的视野里，印度经济得了一种名为“金融早熟症”的怪病。按理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先有工厂的轰鸣，才有华尔街的喧嚣。但在印度，这个次序被颠倒了。印度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惊人，资本运作的复杂程度甚至不输伦敦和纽约。

这听起来像是好事，但对于工业化而言，这其实是一剂毒药。张夏准在访谈中直言：“你们印度的商业精英，根本就不想进行真正的工业化。” 人性趋利，资本嗜血，在印度的制度环境下，“做实业”成了对资本的惩罚，而“玩金融”才是通往财富自由的快车道。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孟买的亿万富翁，摆在面前的两条路清晰分明：第一条路，是去比哈尔邦或泰米尔纳德邦买地、建厂，要和腐败的基层官僚周旋，要面对复杂的征地诉讼，要培训连螺丝刀都拿不稳的文盲工人，还要担心电力供应，投入几十亿美元可能要等10年甚至15年才能看到微薄回报；第二条路，是坐在冷气充足的办公室里，通过杠杆收购（M&A）吞并竞争对手，或者在股市上炒作概念、搞房地产开发，几个季度就能带来20%～30%的超额回报。

这里有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对比案例：印度的钢铁巨头米塔尔（ArcelorMittal）与韩国的浦项制铁（POSCO）。两者都是世界级的钢铁霸主，但发家路径截然不同：米塔尔家族的崛起，本质上是“金融工程”的胜利，米塔尔们像猎人一样在全球寻找破产的钢厂，通过低成本并购和财务重组来扩大规模；而浦项制铁是朴正熙时代韩国举国之力的产物，从无到有，在一个没有铁矿石、没有焦煤、没有技术的渔村里，硬生生通过技术攻关熬了出来。

结果显而易见：虽然米塔尔家族富可敌国，但印度本土并没有因此获得多少核心冶炼技术；而浦项制铁却成为韩国工业的脊梁，支撑起了现代、起亚和三星重工。张夏准的话字字诛心：“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拒绝把手弄脏，拒绝忍受长周期的技术积累，而沉迷于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时，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就已经死了。”

二、被误读的“跳跃式发展”：服务业孤岛割裂国家经济

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的“雁行理论(flying geese paradigm)”：随着领头雁（如当年的日本、后来的中国）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自然转移到后发国家。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年轻、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大军，本应是这一理论的最大受益者。

但过去二十年，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给印度灌了一碗迷魂汤：印度不需要走中国那种“血汗工厂”的老路，印度有英语优势，有IT人才，可以直接跳过工业化，进入“服务业主导”的高级阶段。这听起来美妙的捷径，让印度彻底迷失了方向。

如今，印度的IT服务业确实世界领先，班加罗尔的程序员们拿着硅谷级别的薪水，但张夏准一针见血地指出：“服务业是一个孤岛，有强烈的排他性。” 班加罗尔的IT行业创造了世界级的财富，却只雇佣了大约500万精英人口，对于14亿人口基数的印度来说，这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剩下的数亿年轻人去哪了？他们送外卖、开突突车、在街头摆摊。这些低端服务业既没有带来技术积累，也没有提升劳动生产率。这就是印度经济的“孤岛效应”：极少数的世界级精英，漂浮在无边无际的贫困汪洋之上。没有大规模的制造业作为中产阶级的蓄水池，所谓的人口红利，最终只能变成人口炸弹。

张夏准进一步警告，很多估值百亿的电商、支付App等“独角兽”，本质上只是在这一小块“孤岛”上做流量生意，它们从未像中国的宁德时代、大疆或华为那样，去攻克材料学、空气动力学或精密制造的难题。“脱实向虚”，在印度已成为既定悲剧，而这正是印度自1991年自由化改革以来，深层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三、踢掉梯子的人：新自由主义陷阱放弃技术积累

作为《踢掉梯子》的作者，张夏准最擅长通过历史比较揭穿自由贸易的伪善。但这一次，他发现真正踢掉印度工业化梯子的，不仅是西方，更是印度自己的决策者。

把时钟拨回半个世纪前，韩国崛起时，政府对金融资本实施了残酷的“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银行是国有的，资金不能随便流向房地产或消费贷，政府拿着“鞭子”逼着财阀去造船、去造车——“你想贷款吗？利息很低，甚至是负利率，但只有一个条件：必须把产品卖到美国去。” 这种由国家意志强行构造的“耐心资本”，成为韩国工业化的核心动力。

反观印度，1991年改革后，为了证明自己是新自由主义的“优等生”，迅速全盘接受了英美的教条。印度央行（RBI）极度独立，死盯通胀目标，导致实体企业融资成本长期居高不下。更致命的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理念的引入，让印度上市企业过早染上华尔街的坏毛病：一有利润就想着分红、回购股票取悦股东，而非投入研发。

数据不会撒谎：2024年印度的研发投入（R&D）仅占GDP的0.65%（254亿美元），远低于中国的2.68%（4762亿美元）和美国的3.5%（9623亿美元）。在21世纪的科技战争中，这样的投入占比意味着印度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竞争。没有研发就没有技术积累，印度制造只能永远停留在“组装（Assembly）”的低端环节，赚取微薄的加工费。正如张夏准所言：“如果股东不断要求拿走现金，企业哪来的钱去赌一个十年后的未来？”

四、民主与寡头的怪胎：寻租与短视葬送国家潜力

深挖印度的困局会发现，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印度的经济结构呈现出奇特的“既大且笨”的寡头垄断特征，阿达尼、安巴尼、塔塔等六大财阀，如今已控制印度25%的港口、45%的水泥生产、1/3的钢铁产业、近60%的电信用户和45%以上的煤炭进口。

与在国际市场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三星、LG不同，印度的部分财阀带有强烈的“寻租”色彩。他们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垄断地位和政策倾斜，通过搞定新德里的政客就能获得超额利润，自然无需费力去搞半导体研发这种苦差事。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Viral Acharya曾指出，这些寡头的垄断让中小企业步履维艰，普通印度人完全无法享受到国家发展的红利。

与此同时，印度的选举政治陷入“福利主义陷阱”。为了争取选票，政客们更倾向于发放“免费午餐”（Freebies）——免费的电、免费的粮食、现金补贴，这些恩惠能让选民立马看到好处。而投资教育、建设工业园区、提升工人技能等“栽树”之事，见效太慢，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短视的政客来说毫无吸引力。

于是，印度陷入了魔幻的分裂状态：一方面是拥有核武器和登月火箭的大国雄心，另一方面是数亿连基本工业图纸都看不懂的低技能劳动力；教育体系培养出顶尖的理工学院（IIT）毕业生供硅谷使用，却让数亿缺乏基本工业技能的低端劳动力无所适从。

五、留给印度的时间不多了：后发国家的残酷教训

张夏准在访谈最后，给印度开出了一剂猛药，尽管他深知印度未必肯吃：一是管住金融，像当年的东亚一样对资本流动征税，限制投机，强制银行向制造业输血；二是实施有条件的保护，保护本土产业的同时换取出口绩效，养蛊而非养懒汉；三是国家主动下场，不迷信市场中性，像猎人一样捕捉、扶持战略产业。但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和坚定的政治决心。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印度的困局不难理解。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并非因为比印度人更聪明，而是在过去四十年里，做对了张夏准所说的那些最艰难却正确的事：压制金融资本的短期冲动，将举国财富投入回报周期漫长的基建和教育；顶着“山寨”骂名坚持建立完整的产业链；不被“比较优势”理论忽悠，硬是把西方认为我们干不了的高端产业一个个啃了下来。

工业化从来不是一场请客吃饭的温情派对，而是一场违背人性舒适区的苦行。印度现今的工业化困境，或许正是历史留给所有后发国家最残酷的教训：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沉迷于短期利益的追逐，放弃了对长期价值的坚守；当制度设计沦为寻租工具，抛弃了对全民福祉的担当，这个国家的未来，便会在精英的背叛中被彻底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