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张夏准的核心主张可概括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依靠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与制度建设，实现生产能力跃迁，而非依赖自由市场自发完成工业化。在此次《印度教徒报》“前线”专栏的独家专访中，他对印度经济的分析与其理论高度契合——印度所谓的高GDP增速并非经济奇迹，其根本症结在于始终未真正实现工业化，表面的经济扩张缺乏产业根基与社会包容性，未来仍需坚定走工业化道路，而非停留在政策口号层面。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以供读者批判参考。

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图源：《印度教徒报》“前线”专栏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25年4月2日宣布实施“解放日”关税（“Liberation Day”tariffs），颠覆了延续数十年的全球经济秩序。为重振美国制造业并减少贸易逆差，特朗普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基础关税，并针对特定国家追加额外关税。印度最初面临27%的关税税率，随后在2025年8月被提高至50%，原因是特朗普指责印度购买俄罗斯原油，间接资助了俄乌战争。

尽管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向企业和出口商承诺，将很快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以降低关税，但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著有十余本关于全球发展与产业政策书籍的张夏准指出，这远远不够。在专访中，他深入探讨了印度长期经济发展、工业化失败的原因，以及在自动化、日益加剧的保护主义和人工智能威胁背景下，印度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路径。

一、自由贸易≠国际贸易：发展中国家需保护幼稚产业

“前线”专栏记者：2026年早些时候，你在接受《雅各宾》杂志采访时曾表示“不应再回到自由贸易”。对于过去三十年在印度和亚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自由贸易与全球化曾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那么，为何世界不应重返这一模式？

张夏准：这其中存在术语混淆。开展国际贸易、向全球市场出口，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需要进口先进技术（机器、中间产品、技术许可等），而这些必须用外汇支付，因此必须赚取硬通货，没有国际贸易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但这并不等同于“自由贸易”，即便存在一定贸易壁垒，依然可以出口。例如，20世纪70年代国际贸易占GDP比重的增长速度远超80年代——而后者正是大规模贸易自由化的时期，因为贸易壁垒只是决定贸易水平的诸多因素之一。

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发展，这有充分的历史和理论支撑。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与韩国发展水平基本相当：1961年印度人均收入88美元，韩国为94美元。但韩国决心进军汽车、造船、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在产业初期，必须给予强有力保护，否则会被彻底击垮。

以韩国现代汽车为例，1976年现代仅生产1万辆汽车，而同年福特生产190万辆、通用汽车接近480万辆。若当时韩国实行汽车自由贸易，现代汽车会瞬间消亡。因此，直到1988年，韩国政府不仅设置高额关税，还全面禁止外国汽车进口；直到1998年，才解除对日本汽车的禁令，同时提供大量直接和间接补贴。这种“幼稚产业保护”，正是韩国培育出汽车、电子、造船等关键产业的核心原因。

二、印度保护主义失效的关键：只护既得利益，不培生产能力

“前线”专栏记者：印度在1991年经济自由化之前，也曾实行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政策。那么，为何印度的做法未能奏效？

张夏准：因为印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贸易保护政策的核心都是维护现有生产者的既得利益，而非帮助它们积累生产能力、走向国际市场。以印度汽车行业为例，政府曾认为生产优质汽车是迎合西方消费主义，因此长期坚持生产老款奥斯汀大使车型——20世纪50年代这种车型尚可接受，但到了80年代仍坚持生产，就显得荒谬可笑。最终，印度不得不引入铃木及其他日本制造商生产更优质的汽车。

我必须强调，只有当贸易保护政策被用来培育本国幼稚产业，使其具备全球出口竞争力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印度的保护主义，从本质上而言是“无效保护”，自然无法推动工业化发展。

三、比“过早去工业化”更糟：印度从未真正实现工业化

“前线”专栏记者：但印度在完成初创产业保护阶段后，并未进入制造业的良性循环。这种情况确实没有在印度出现。

张夏准：的确，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sation），但印度的情况更令人担忧——它甚至从未真正实现过工业化。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为14%，2000年代一度上升至18%，而如今已回落至12%至13%。

以巴西为参照，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西制造业占GDP比重约为35%，如今降至约10%，这是“过早去工业化”的典型表现；而印度，连2000年代达到的较低工业发展水平都未能维持，这意味着其工业化进程不仅没有推进，反而在倒退。

四、工业化失败的根源：政治经济结构失衡，金融资本主导资源

“前线”专栏记者：尽管如此，印度仍抱有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雄心。政府为此已推动了二十年，2014年莫迪总理更是推出了“印度制造”倡议。然而，印度始终未能成功，错过了两次从中国转移出的制造业投资浪潮，这些投资最终流向了东南亚地区。为何印度屡次工业化失败？

张夏准：根本原因在于印度的政治经济结构——印度的商业精英并不真正支持深度工业化。这些精英要么集中在金融领域，要么即便身处工业领域，也与金融资本紧密绑定；而金融资本最看重短期投资回报率，并不青睐工业化这种需要长期投入、慢回报的领域。

工业化需要经历一段“金融抑制”时期：如果股东持续要求分红，企业就无法留存足够资金用于再投资。以印度著名钢铁企业安赛乐米塔尔为例，拉克希米·米塔尔是通过精明的并购而非技术创新，建立起这家企业的。这背后反映的，是印度精英阶层不愿等待10到15年，不愿牺牲短期财务回报，去培育长期生产能力的浮躁心态。

此外，工业化需要对工人技能、基础设施、研发（R&D）进行持续投入，但印度最新的研发数据显示，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约0.6%，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3%的平均水平，更无法与韩国5.2%的投入相比。

我担心，印度从未真正致力于发展制造业：早年虽建立了部分制造业，但并无融入全球经济的雄心；后来政府和企业虽口头上喊着“发展制造业”，却未采取实质性举措——他们不愿放弃短期利益，去换取一个以工业为驱动的长期经济前景。

2025年8月14日，旁遮普邦（Punjab）一家工厂钢材加工生产线上的工人。图源：《印度教徒报》

五、投资的关键：不在于规模，而在于方向

“前线”专栏记者：金融过度化与股东资本主义将资本从生产性能力中抽离。疫情后，印度经历了一场金融繁荣，但这一繁荣似乎日益脱离实体经济。你的研究指出，投资占GDP的比重是实现持续工业化的核心指标：中国超过40%，韩国为33%，而印度——尽管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却仅勉强达到30%。你如何评估这一现象？

张夏准：经济成功的秘诀并不神秘，最关键的指标是“是否投资”，从这一点看，印度的表现不算太差。但更重要的是，投资的领域是否正确。

工业化需要将资本投入基础设施、教育、技能培养、机械设备、技术许可等生产性领域，缺乏这些投资，就不可能有“魔法式”的经济增长。印度是人均收入不足3000美元的相对贫困国家，但体量庞大、资本充足，且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与科学家，完全有能力在少数关键产业中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业体系。但这些潜力未能转化为现实，核心原因是政府并未做出真正严肃的努力。

六、引导资本回归实体经济：约束金融+有效沟通

“前线”专栏记者：在你的研究中曾提出，国家应在发展的各个阶段更积极地参与资本配置。那么，政府如何在不引发市场恐慌的前提下，将资本配置从金融市场重新引导至生产性领域？

张夏准：当金融化程度过高时，这一过程会非常困难——金融市场追求短期收益，对任何可能削弱其回报的举措都会做出负面反应。应对之道在于双管齐下：一方面，适度约束金融行业的过度权力；另一方面，采取有说服力的沟通策略。

政府必须让公众明白，对金融部门的限制虽会在短期至中期降低金融利润，但会开启企业转向机器设备与研发投资的新趋势。例如，政府派遣人才赴海外学习工程时，必须确保他们学成归国，而非流向美国或英国的咨询公司与投资银行。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实际行动证明“等待是值得的”。即便在金融界，也有许多人明白：拥有一个更大经济体中较小的份额，远胜于在一个小经济体中占据巨大份额。如果金融部门多数人相信，印度经济战略改革能提升长期增长前景，他们也会认可这一新路径符合自身利益。

2014年9月25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德里出席“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启动仪式。图源：《印度教徒报》

七、私营部门缺位：资产负债表良好，却不愿扩大产能

“前线”专栏记者：私人部门投资在印度长期滞后。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多次敦促企业加大投资。2026年早些时候，她指出：“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良好，却将可投资金闲置，而非用于产能扩张。”

张夏准：这正是关键所在。私营部门必须主动投资，政府能做的终究有限。政府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引导私营部门投向正确的产业——无论是通过国有银行体系的金融杠杆，还是通过构建有说服力的叙事激励投资，或是促成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每个国家都需探索适合自身的路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必须投资正确的领域。

八、特朗普关税不可持续：短期冲击，长期无需过度恐慌

“前线”专栏记者：特朗普的“解放日”关税政策冲击令怀揣工业化梦想的印度政策制定者。印度原本希望利用关税套利机会，但乐观情绪很快消退。面对这种贸易不确定性，各国政府该如何应对？

张夏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可能长久。在美国，关税的最终决定权属于国会，他通过《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绕开国会实施关税的做法已遭挑战，目前案件正由最高法院审理，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被推翻。

即便政策未被推翻，美国2027年将迎来中期选举，国内通胀压力也在不断上升。特朗普的做法相当愚蠢：若真想遏制中国，本应联合印度、韩国、日本，宣布“不对你们征税，但对中国征收100%关税”，让这些国家取代中国的制造业份额；但他对所有国家加征关税，树敌众多，反而导致美国自身通胀持续攀升。

一种可能的情景是，通胀快速加剧，到2026年夏季，共和党陷入困境，被迫向特朗普施压以缓和保护主义政策。即便这种情况未发生，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特朗普并非君主，其政策不应被视为永久状态。2026年印度面临50%的关税，但2027年很可能调整，四年后几乎肯定不会维持这一水平。

九、印度仍能实现工业化：服务业救不了印度，AI将加剧危机

“前线”专栏记者：印度还能实现工业化吗？尽管GDP增速保持在6%至7%之间，位居全球前列，但考虑到其庞大的年轻劳动力群体和持续存在的失业问题，这种增长仍显乏力。在数十年未能实现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之后，如今又面临人工智能、自动化以及特朗普关税的多重冲击，印度是否仍能将工业化作为通往繁荣的道路？

张夏准：坚决地回答：能。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缺乏实质性工业化的情况下，实现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卡塔尔等资源型国家是少数例外，但即便是常被称作“服务业主导繁荣”的瑞士和新加坡，若以人均制造业增加值衡量，仍位列全球最工业化国家之列——瑞士人均制造业附加值居世界首位，新加坡常年位居第二至第四。它们的服务业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背后有繁荣的制造业支撑：高附加值服务（工程、研发、设计咨询、金融等）的主要客户，正是制造业企业。

其次，印度常被视为“服务业主导发展”的成功案例，但与过去25年中国的成就相比，这一模式相形见绌。印度在部分出口导向型服务领域表现不错，但主要集中于附加值较低的环节，如后台处理、呼叫中心、基础软件编码，未能实现产业升级。印度有美国运通、麦肯锡级别的全球性服务企业吗？没有。

我并不认为AI会在未来五年彻底改变世界，但有一类产业将受到AI严重冲击——恰恰是印度目前依赖的服务业。例如，AI已能胜任基础编程工作，印度将成为AI冲击下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它必须尽快转型，必须走上工业化之路。

2025年11月23日，在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的纳迪亚（Nadia），一名农民正在芥菜地里喷洒杀虫剂。图源：《印度教徒报》

十、反驳“工业化过时论”：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核心载体

“前线”专栏记者：印度前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曾多次表示，印度已经错过了制造业的发展机遇，无法再效仿亚洲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发展路径，原因是工厂自动化趋势日益增强，最终将抵消其低成本优势。他认为，印度应将服务业作为主要增长模式。这种观点正确吗？

张夏准：不正确，这一判断存在严重偏差。

首先，如果拉詹担心自动化（包括AI）的冲击，他更应担忧印度当前依赖的服务业——AI最先取代的，正是数据处理、基础编程、呼叫中心等低附加值服务岗位，而这正是印度服务业出口的核心领域。相比之下，制造业虽也受自动化影响，但产业链长、本地化需求高、技术溢出效应强，反而更具抗风险能力和升级空间。

其次，全球范围内，制造业的重要性并未下降。过去50年，制造业在全球产出和就业中的占比基本稳定，变化的只是地理分布——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制造业并未消失，而是重构。

更关键的是，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在美国、英国这类制造业仅占GDP 9%-10%的国家，60%至70%的研发活动仍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在德国、韩国等工业强国，这一比例高达80%至90%。一旦放弃制造业，国家整体的技术进步速度将显著放缓。

我真正担忧的是，像拉詹和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这样的经济学家，正在误导发展中国家，使其误以为“工业化已过时，仅靠服务业就能实现繁荣”。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觉。

十一、印度工业化的可行路径：立足国内需求，培育关键产业

“前线”专栏记者：面对当前工厂自动化、AI冲击、贸易壁垒上升和西方保护主义抬头的现实，若印度仍决心推进工业化，有哪些可行的政策选择？

张夏准：印度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内需求。它是一个大国，和中国一样——中国之所以大力发展出口，是因为需要通过出口赚取外汇，维持进口先进技术的能力；但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必须为国内市场发展一些基础制造业。这听起来不如为美国医院解读MRI扫描那么光鲜，但人们需要吃饭、需要家用电器，需要这些基本生活物资，这正是工业化的基础。

“前线”专栏记者：印度必须为国内市场生产更多的鞋子、牛仔裤、纺织品和消费类电器吗？

张夏准：是的！如果无法为普通民众提供这些基本生活所需，经济增长和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印度在某些领域，如制药业，已具备世界级能力，为何不借此推动相关产业升级？若要实现增长，还需要大量能源，为何不发展绿色能源产业？有许多并不困难的事，都可以用来推动工业化，关键在于行动。

十二、自贸协定的隐患：短期缓解，长期冻结经济升级

“前线”专栏记者：迄今为止，印度对特朗普关税的应对方式是，努力多元化其失去的美国出口市场份额，并加快与英国、澳大利亚、阿曼、新西兰等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足够了吗？

张夏准：短期内这或许并非坏主意，但如果持续与更发达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将削弱印度培育幼稚产业的能力。例如，若与澳大利亚签署自贸协定，印度就难以发展采矿设备产业——而澳大利亚正是该领域的全球领先生产国之一，印度企业将持续从澳大利亚购买设备，无法通过贸易壁垒保护本国相关产业。

这些自贸协定或许能让印度更深入地进入海外市场，但别忘了，它们也会将印度的经济状态“冻结”在当下，使其无法实现产业升级。这只是一种短期的缓解措施，而非长期解决方案。

十三、“国家冠军企业”的正确打开方式：有条件的支持，而非盲目补贴

“前线”专栏记者：莫迪的标志性政策之一是打造像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这样的“国家冠军企业”。人们常将其与韩国的财阀相提并论。但考虑到印度的政治经济环境，这是否会冒着加剧权贵资本主义的风险，从而导致经济停滞而非加速增长？

张夏准：我认为创建并支持大型企业很重要，因为它们最终有望成为全球竞争者。但关键在于，这种支持必须设定前提条件。

如果利用纳税人的钱为这些公司提供保护和补贴，它们就必须在生产力、就业和出口方面有所作为。这正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过去擅长的做法——例如，要求外商投资时必须与当地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强制外资转移技术、培训工人；作为回报，合资公司需按计划提高国产化率，比如10年内从55%提高到85%。

政府不能只是把钱撒出去，寄希望于企业“自然成功”。支持必须是有条件的：如果公司在10年内表现不佳，政府就应撤销支持。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真正让“国家冠军企业”带动工业化进程。

2018年2月21日，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在勒克瑙（Lucknow）举行的2018年北方邦投资者峰会上致辞，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了此次会议。图源：《印度教徒报》

十四、增长的陷阱：财富集中与“飞地型增长”不可持续

“前线”专栏记者：但在印度目前的发展阶段，财富集中程度似乎非常严重。南非为其G20主席国任期委托的一份报告发现，在2000年至2023年间，印度顶层1%人口的财富飙升了62%，而在中国这一数字仅为53%。

张夏准：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需要让民众相信，这个体制是在为他们服务的。这也是特朗普能当选的原因——他无意帮助普通民众，却通过声称“体制失效”“为民众而来”获得权力，而其政策最终往往伤害穷人。

印度顶层的财富集中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一个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国家，发展战略必须能为穷人带来福祉。莫迪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确实提供了一些基本保障，如厕所和供水。即便对精英阶层而言，分享一部分财富给贫困阶层也符合自身长期利益——否则，民众的不满终将摧毁整个体制。

“前线”专栏记者：对政府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印度在过去十年见证了强劲的GDP增长率，但农村实际工资的增长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整整持续了十年。

张夏准：这让我十分惊讶。

“前线”专栏记者：在各国的经济史以及国家发展的进程中，你是否发现过类似的情况？印度的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趋势”。

张夏准：这就是“飞地型增长”（enclave growth）。已故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泰勒（Lance Taylor）1976年曾写过一篇关于巴西的论文《“比林迪亚”经济学》，他认为巴西就像是“叠加在印度之上的比利时”——富人聚居的小岛，周围环绕着大批穷人。如今的印度，正在变成泰勒笔下的“比林迪亚”。

这种增长模式，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不可持续的。想想东亚国家，尽管它们曾有军人主导、一党统治等问题，但之所以能维持增长轨迹，是因为它们与穷人分享了增长成果——进行土地改革，为弱势群体提供保护措施。例如，直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还严格限制大型零售店，保护小零售店；为中小企业保留特定行业（如豆腐制作），不让大公司涉足。这些措施虽不能让小业主暴富，但能让他们维持生计。最终，随着快速工业化，非正规就业人员被吸纳进正规经济，实现了共同发展。

印度必须摒弃“飞地型增长”，创造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模式。

十五、延伸思考：经济学教育的困境——单一理论无法解释发展

“前线”专栏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这与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无关。2026年，你在《金融时报》上将经济学教育称为“思想界的俄罗斯航空”（Aeroflot of ideas）。在你看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张夏准：许多经济政策实际上并非由经济学家制定——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所有高层决策者都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学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重要。

当今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被新古典主义理论单一统治。正如所有理论一样，新古典主义理论在某些方面擅长，但在解释经济发展时却无能为力——它最初是为了解释发达经济体、基础制度完备情况下的市场交换，用它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必然会出错。

不同的理论为不同的目的而存在：凯恩斯主义擅长理解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但在组织产业发展时作用有限。我们需要多元化的理论环境，让不同理论各展所长。遗憾的是，现在到处都在单一应用新古典主义视角，这是行不通的。

更糟糕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形成了极其狭隘的现实理解方式——一切都追求数据、追求指标，对历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因素的理解，要么被视为装点门面，要么被认为毫无用处。学生毕业时具备数据处理能力，却不了解历史背景、政治环境，无法给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建议。这正是当前经济学教育的最大困境。

结语

张夏准的专访，本质上是对印度经济增长的一次“祛魅”：6%-7%的GDP增速看似亮眼，但背后是制造业萎缩、金融资本错位、研发投入不足、增长成果分配失衡的深层隐患。印度所谓的“经济奇迹”，不过是缺乏工业化根基的“空中楼阁”，连工业化的门都未真正摸到。

对印度而言，工业化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AI对低附加值服务业的冲击日益临近，特朗普关税的短期冲击尚可应对，但长期来看，唯有通过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有条件的幼稚产业保护、引导资本回归生产性领域、构建包容性增长模式，才能真正走上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繁荣。

而张夏准的核心观点，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启示意义：工业化从来不是自由市场的“自然产物”，而是国家战略、产业政策、资本引导与社会包容共同作用的结果。放弃工业化，依赖低附加值服务业，终将陷入增长困境；唯有坚守工业化初心，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经济的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