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提及 “小镇”，脑海中往往浮现出慢节奏的安逸生活画面，然而，这看似宁静的表象下，实则隐藏着小镇青年们不为人知的挣扎与奋斗。在东北的一座五线小城里，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正经历着人生的艰难 “闯关时刻”，他们在就业、生活与归宿的重重困境中，努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未来。

就业之路：在坎坷中徘徊

大伟：公考与零工的艰难抉择

2013 年，大伟专科毕业后，面临着去南方闯荡还是回老家安居的艰难抉择。由于一无学历优势、二无专业技术、三无家庭支撑，他最终选择回到东北老家。回到小城后，人脉关系的缺失和当地企业的匮乏，让他找工作陷入困境。公考成为了他眼中的救命稻草，然而，上大学期间从未考虑过公考且毫无相关知识积累的他，第一次公考毫无悬念地失败了。

为了生计，大伟开始努力找工作。一年后，市里招商引资来了一家大型公司，他经过两轮面试，成功入职助理工程师岗位。起初，他为自己能在小镇拥有一份有五险一金的工作而感到荣耀，但很快，工作的残酷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试用期过后，他需要和生产线员工一起倒夜班，后半夜困意袭来时，他只能强撑着精神，甚至随身携带对讲机，随时准备被叫醒冲向生产一线。在工具房、设备舱等不易被发现的地方睡觉，成为了他工作的常态。入职时的满足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疲惫和迷茫。

两年后，公司破产解散，大伟从此开始了在失业与 “零工” 之间反复横跳的生活。他在锅炉厂做技术员，在职业培训学校修电脑，在超市当送货员，这些工作不仅没有社保，还常常需要义务加班，工资也少得可怜。频繁的打击让大伟更加坚定了公考的决心，他开启了边打零工边考公的 “双工模式”。然而，几次考试中，他虽笔试通过入围面试，却屡屡在面试环节受挫。2022 年夏天，他最后一次报考市里的事业单位，笔试成绩 82 分，排名第 9 名，但由于退役人员、三支一扶人员等报考人群有 3 分 - 10 分不等的加分政策，他最终还是与上岸失之交臂。站在 35 岁的人生岔路口，大伟感到无比迷茫，他不断反问自己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张昭：专业放弃与创业波折

张昭与大伟有着相似的困境。2011 年，他大专毕业后曾在南方一家公司工作，但地下室不见阳光的工作环境、拥挤的地铁和无尽的加班夜班，让他的意气风发被现实的灰头土脸所取代，工作变得一团糟。最终，他狼狈地逃回黑龙江，在哈尔滨找到一份月薪 3000 元且没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坚持一年后，他换到另一家公司，然而约定的 6000 元薪资却变成了 5000 元，工作难找的他只能忍气吞声。又过了一年，他辞职回到了家乡双鸭山的一家公司。

但命运似乎并不眷顾他，仅仅两年后，公司解散，他成了无业游民。小镇里企业屈指可数，唯一和专业对口的公司也已倒闭，无奈之下，他放弃了工作多年积累的专业技术，去一家幼儿园当起了体适能老师。这份工作相对简单，不需要太多专业技术，经过简单培训后他就上岗了，但薪资自然不高。半年后，他辞去了这份工作。

2017 年，张昭和妻子商量后决定开网店，卖本地特产。起初，他和妻子一起运营网店，从采购、店铺布置、客户服务到打包发货，他们都做得得心应手，每月收入 7000 多元，在小镇里生存不成问题。然而，疫情让网店生意几乎陷入停滞，妻子的临时工工作也只能维持基本生活，他一时间失去了方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田贝：中产跌落与职场焦虑

田贝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中层，在公司工作了十二年，从一个小员工升到了办公室主任，每年收入约 15 万，在小镇里属于高收入群体。然而，疫情和市场大环境的双重冲击，让保险行业业绩整体下滑。尽管公司位列世界 500 强，但也未能经受住市场寒冬的影响，为了降本增效，公司开始大规模裁员。总公司要求各分公司根据外勤人数精简内勤人员，田贝虽位列中层，但也没有免裁金牌。

这场突如其来的裁员风暴让田贝茫然无措。他在这家公司工作多年，一直以为自己拥有稳定的工作，却没想到会从中产直线跌落。公司为了应对市场变化，不仅年底奖金大幅缩水，从原来以万为单位发放改为以千为单位发放，每月薪资也减少了。田贝结婚时，家里帮衬着付首付买了一套 126 平米的房子，自己还贷款，后来又买了两辆车。以前，他的收入能够轻松支撑房贷和车贷，但自从公司开始裁员，房贷和车贷的压力陡增，他看着银行卡余额不断萎缩，心里十分慌张。

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把家里的大房子卖掉，换个小一点的房子，同时处理掉一辆车，减轻经济压力，生活开支也日渐收紧。然而，受房地产市场萧条影响，即使他降价卖房，也仅有几个人打电话咨询，换房计划被迫搁浅。

生活之殇：爱情与尊严的考验

大伟：相亲困境与熟人社会的压力

在小镇里，对于年轻人来说，爱情与工作紧密相连。大伟在相亲时，相亲对象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总是 “你有稳定工作吗？” 当对方听到他的答案后，都会沉默不语，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他连续几次相亲失败，都是因为没有一份 “稳定” 工作。他逐渐明白，在小镇里，只有拿到体制内工作这个 “万能护身符”，才能过上四平八稳的生活。

除了体制内，小镇里待遇稍好的工作机会也早已被有 “关系” 的人内定。大伟被包围在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故里，只能接受被边缘化的事实，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小镇的社会时钟。在这个熟人社会里，八卦别人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每次出门都怕遇到认识的人，更怕别人发起 “夺命三连问”—— 你在哪工作啊？结婚了吗？在哪买的房子？听到他的回答后，大多数人都是 “哦” 一声后便不再有下文，那种尊严碎了一地却又无法反抗的无力感，让他愈发崩溃。他渐渐习惯性地把自己隐藏起来，尽量不出门，但亲戚朋友们的好奇心还是无法躲开。他听到亲戚们和父母打听自己的工作时，他们隐晦地回答 “他啊，就在市里的一个小公司上班。” 这种隐晦的回答背后，是他对生活现状的无奈和悲哀。

张昭：经济压力与精神迷茫

张昭的生活同样陷入了困境。网店生意不景气，收入锐减，每个月勉强能挣 3000 元。这明晃晃的现实让他猝不及防，他开始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车子要不要卖掉？养老保险要不要继续缴纳？孩子的兴趣班要不要停掉？妻子在技师学院上班，作为临时工，每个月只有 2600 元。结婚时父母帮忙买的 60 多平的房子，他一直想着换个大点的，但现在看来遥遥无期。

他试图通过逃避现实来麻痹自己，不仅捡起了已经戒掉多年的烟，还开始无脑地每天狂刷短视频，大脑处于混沌状态，但短暂的麻醉过后，内心的焦虑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发迷惘空虚，甚至开始失眠。

田贝：职场危机与生活压力

田贝在公司工作了十二年，一直以为自己拥有稳定的工作，却没想到会面临裁员危机。从公司开始有裁员风声时，办公区往日轻松祥和的场景就消失了，每个人都噤若寒蝉，不敢准时准点下班，即便手头没有工作，同事们也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仿佛那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会突然掉在自己头上。暂时留下来的人也未必幸运，年底奖金大幅缩水，从原来以万为单位发放改为以千为单位发放，每月薪资也缩水了。

田贝的房贷和车贷压力随着公司裁员而陡增，他看着银行卡余额不断萎缩，心里十分慌张。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卖掉大房子，换个小一点的房子，同时处理掉一辆车，但受房地产市场萧条影响，换房计划被迫搁浅。他只能先节流，但开源无路，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归宿之所：去与留的艰难权衡

大伟：闯荡大城市

大伟在家里闭门思考了一周后，最终决定出去闯一闯。他觉得与其在小镇里当条咸鱼，永远翻不了身，还不如去大城市试一试。他联系了以前的老领导，老领导在上一个公司解散后去了深圳，现在在深圳一家公司做技术副总。听说大伟的处境后，老领导让大伟去公司做产线技术工程师。

酷夏已过，初秋的凉意裹着辛酸，大伟坐上了离家的火车。火车启动那一刻，看着小镇渐行渐远的一草一木，想起父母日渐佝偻的身影，伤感涌进了眼睛。他知道，小镇太小了，小到无法安放他自卑不安的情绪，小到关上家门就到了小镇的尽头。毕业十余年来，身边的朋友们有的考公上岸，有的家里给安排工作，有的在家人支持下自主创业，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都步入了正轨，而自己依旧是个 “三无人员”。他甚至和所有的朋友都断绝了联系，怕他们问 “你在哪工作呢？” 他实难说出 “无业游民” 这四个字。

现在，大伟成为了深漂一员。他说：“不知道，先挣点钱再说吧。” 他开始慢慢地与现实进行和解，但生活容不得他停下前进的脚步。

田贝：在裁员阴影中徘徊

田贝收到了今年的裁员名单，他很庆幸自己不在名单上。但他看着办公区里一片片被空下来的工位，心里阵阵悲凉和失落。他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十二年了，公司在他心里就是事业的归宿。而现在，公司里只剩下 200 多人，内勤还剩下 26 人，根据公司规定，到明年年底，内勤要裁员到 15 人，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那十五分之一。

他既盼望裁员早日结束，又不希望结束。裁员早日结束，他就能早一天解脱，不用在等待中煎熬；而裁员不结束，总还有一丝希望。他觉得自己一直是一个安于满足现状的人，这些年工作岗位专业性有限，也没有在工作之余努力挖掘自身天赋，一直待在 “舒适圈” 里，温水煮青蛙一般，最后失去了挣扎的能力。

2023 年夏，市里将要成立金融行业协会时，他四处打听岗位和薪资情况，试图托人联系协会负责人，想通过关系免试获得办公室岗位，但结果失败了。几番考虑后，他决定不参加入围考试了，一是他没有把握能考得上，二是如果被现单位知道他参加了考试，恐怕下一轮被裁人员非他莫属，他不敢赌。他说：“先等等明年的裁员结果吧，起码目前工作还算体面。”

张昭：无奈的等待

对于未来，张昭只能在心里不断地安慰自己 “走一步看一步吧”。小镇的招聘信息中，适合他的工作谈何容易。远走他乡，对于一个即将 40 岁、有家有业、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说，更不切实际。他每天都要浏览一遍小镇的招聘信息，希望能有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合适的岗位总是那么稀缺。

小镇的夜依旧安静。这些小镇青年或许还没找到最终的答案，或许仍要在现实里继续跋涉，但他们那些挣扎过的痕迹、主动改变的尝试，早已让他们不再是 “困在泥潭里的鱼”。就像小镇街头慢慢亮起的路灯，只要愿意往前挪一步，总能看见新的光亮。他们这些努力生长的身影，也正在悄悄改写着小镇青年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