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斯克起诉OpenAI的官司在法庭上僵持一年多，这场围绕AGI（通用人工智能）归属权的世纪争端，已从“口头辩论”演变为“实际围剿”——OpenAI通过发送律师函、传唤支持马斯克立场的非营利组织、排查异见声音等方式，展开了一场被外界质疑为“猎巫”的行动。这场暗战的核心，早已超越商业纠纷，直指“谁有权定义AI的未来”这一行业根本命题。


## 一、“猎巫”起点：一张传票背后的针对性围剿
故事的导火索，始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法律“突袭”。

AI伦理组织Encode的总顾问Nathan Calvin，在一个普通的夜晚接到陌生电话，对方声称要送达法律文件，却在他澄清“不在公寓”后消失。两天后，警长带着厚厚一沓传票上门，而传票的发出方，正是OpenAI。理由无他——Encode曾在马斯克起诉OpenAI的案件中，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公开支持马斯克的立场。

这并非个例。Encode后续接到更多律师函，另一个AI治理公益组织LASST也被卷入，要求提交与马斯克相关的所有通信记录、文件，甚至需关联Meta与扎克伯格的信息。这些组织的共同标签，是曾质疑OpenAI从“非营利”向“商业公司”的转型合理性。

这种操作如同“因言追责”：仅仅因为在公共场合表达了与OpenAI不同的观点，就被纳入法务调查范围。OpenAI的强硬姿态背后，藏着对“反对声音”的高度警惕——当马斯克的诉讼将其“背离初心”的争议摆上台面，任何支持马斯克的言论，都可能被视为对其商业合法性与道德立场的挑战。


## 二、旧账重提：从“共同理想”到“反目成仇”的裂痕
OpenAI与马斯克的矛盾，本质是“理想与现实”的撕裂，其根源可追溯至OpenAI的创立初心与后续转型的冲突。

### 1. 马斯克的“背叛指控”
2024年3月，马斯克正式起诉OpenAI，核心诉求是“其背离了创立时的誓言”。他指出，OpenAI成立时承诺“以非营利为导向，将AGI成果交给全人类，避免被单一公司掌控”，但如今在山姆·奥特曼、格雷格·布罗克曼的主导下，已沦为“微软商业利益的附庸”——ChatGPT的升级路线、训练目标，均向微软的算力需求与商业布局倾斜，完全违背“人类共同利益”原则。

### 2. OpenAI的“反戈一击”
面对指控，OpenAI则抛出“马斯克曾试图控制OpenAI”的猛料：马斯克在早期投资时，曾提出多项控制权要求——索要董事会席位、干预产品方向，甚至计划让OpenAI与特斯拉合并，成立专属AI部门。当这些提议被拒绝后，马斯克不仅撤资，还拉拢OpenAI团队成员另起炉灶（后创办xAI）。

OpenAI的回应直指马斯克“双标”：“你当年想独占OpenAI未果，如今见我们发展壮大，便以‘道德卫士’自居追责，本质是对控制权的不甘。”

双方的辩论，将一个行业隐秘矛盾彻底曝光：**AGI的理想（非营利、普惠）与现实（巨额算力成本、商业竞争压力）如何平衡？** 无论是OpenAI的“转型营利”，还是马斯克的“高调追责”，都绕不开这个核心——数百亿美元的GPU投入、数千人的研发团队、持续的安全审核，需要资金支撑；但完全市场化，又可能让AGI沦为资本工具。


## 三、暗战升级：从“法务威胁”到“话语垄断”的布局
随着官司推进，OpenAI的应对策略逐渐从“被动辩护”转向“主动围剿”，构建起一套针对“反对阵营”的完整操作链。

### 1. 成立“政治工具”：超级PAC的隐蔽出击
2025年，OpenAI悄然成立名为“Leading the Future”的政治组织，表面是“公益倡议平台”，实则是合法接收政治捐款、游说议员、投放广告的超级PAC（政治行动委员会）。其核心任务只有一个：为OpenAI的商业转型“正名”，同时打击异见者。

初期，该组织还试图通过“解释转型必要性”争取公众理解，但很快转向“抹黑对手”——在社交媒体、学术论坛、政策草案小组中排查“反对声音”，哪怕是普通网友转发马斯克的帖子、评论质疑OpenAI营利化，都可能被标记为“重点关注对象”。

### 2. “ guilt by association ”：无差别关联定罪
OpenAI的“围剿”逻辑，甚至出现“牵强附会”的极端案例。一个名为CANI的小众非营利组织（主营AI伦理讨论），因领导人租住的房屋房东公司名为“Tesla Place， LLC”，就被OpenAI内部法律团队认定为“马斯克的壳公司”。

但事实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所有者是马里兰州的一对七旬老夫妻，“Tesla”之名仅为纪念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与马斯克的特斯拉公司毫无关联。在OpenAI的叙事里，“只要与批评者沾边，就是伪装的敌人”——其预设的“敌人名单”早已划定：马斯克、扎克伯格、eBay创始人奥米迪亚等对其持批评态度的科技大佬。

### 3. 绑定“国家利益”：用“反美”话术压制异见
为强化自身立场的合法性，OpenAI甚至开始使用“反对我=削弱美国AI优势”的话术。在媒体报道、政策沟通、智库合作中，反复强调“质疑OpenAI的营利转型，就是阻碍美国在全球AI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将商业争议上升到“国家利益”层面，以此消解外界对其“背离初心”的指责。

这种转变，标志着OpenAI从“追求普惠的AI实验室”，逐渐蜕变为“维护自身权力的科技帝国”——当枪口对准曾经的监督者（非营利组织、科研团体），当异见声音被贴上“威胁国家利益”的标签，AI领域本应存在的多元讨论空间，正被一步步压缩。


## 四、终极命题：谁在掌控AI的“定义权”？
这场“猎巫”行动的本质，并非马斯克与OpenAI的私人恩怨，而是一场关于“AI定义权”的权力争夺。

OpenAI曾代表“不被少数人控制的AI理想”，但如今它试图建立“只接受审核后意见”的规则——通过法务威胁让监督者沉默，通过政治工具塑造有利舆论，通过绑定国家利益排除异见；马斯克则以“防止AI伤害人类”为口号，试图掌控AGI的发展方向，却也难逃“借道德之名争夺控制权”的质疑。

而普通人在这场争夺中，实则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我们没有模型研发能力，没有数据控制权，甚至连“AI应服务于何种利益”的定义权，都在被科技巨头与资本左右。当支持不同立场的非营利组织被传票威胁，当异见声音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普通人仅剩的“发声自由”也在被侵蚀——最终，我们可能连“AI说什么、为谁服务”，都只能听任少数人的转述。

这场暗战的结局，或许将决定未来AI的底色：它是继续保留“普惠人类”的初心，还是彻底沦为资本与权力的工具？答案，藏在每一次对“异见”的包容度里，也藏在对“AI定义权”的争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