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看一本书，叫做《工厂人》（Factory Man）。本书讲述了一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家具公司Bassett Furniture Company的故事。

Bassett是美国的一家家具公司，曾经在世界五百强榜单上赫赫有名。在弗吉尼亚州还有一个以Bassett为名字的小镇。小镇上的一切都与Bassett相关：镇子上有Bassett工厂，有名字里带Bassett的教堂和学校。镇上住的都是Bassett的员工，小镇的警察总督也是Bassett家的女婿。

Bassett家的事业原本蒸蒸日上。全球化浪潮初起时，他们不以为然——衣服鞋帽可以从海外进口，但家具这样的大件，海运成本总该高到没人愿意做吧？他们甚至乐得让前来“考察”的亚洲企业家进厂录像，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可这些录像很快变成了亚洲各地的生产线蓝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Bassett的市场份额被不断蚕食。美国家具企业纷纷关厂，转而从中国或印尼进口家具，贴上自家商标卖给JCPenny、Kmart这类大卖场。大卖场也很快学聪明了，绕过中间商直接找亚洲工厂下单。

书中重点写了Bassett家族的第三代John Bassett III（JBIII）的故事。他从含着金汤勺出生，到运营另一家家具公司Vaughan-Bassett，再到组织全美家具企业控告中国公司“恶意倾销”。很多同行不愿参与，觉得中国家具物美价廉，何必坚持本土生产？但JBIII认为，公司不仅要为利润负责，更要为工人负责。时至今日，Vaughan-Bassett仍是美国家具业中坚持本土生产的少数派。

在美国，“Shop Local（支持本地企业）”是深入人心的概念。回凯文家时，岳母和朋友会专门出门“支持本地商家”；超市南瓜架后常摆着农民照片；我曾在马里兰一家本地食品企业工作，后来去Whole Foods购物，发现货架上印着我老板的半身照和本地地图——那是超市在呼吁顾客支持本地生产者。

凯文的奶奶和我聊起美国的工厂。凯文的爷爷已过世，他曾是工厂工人。奶奶说，爷爷退休时能拿到丰厚退休金，但不久工厂就关门了。如今，凯文父母长大的小镇一片死寂。我曾想去看看那个小镇，凯文爸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去看一个破败的地方？”

死去的工业小镇，是美国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吗？

书中采访了一位叫Wanda Perdue的工人，她问作者：“能不能帮我问问那些在亚洲工作的工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里继续生产家具了？”

坦白说，作为中国读者，这本书有时很难读下去。作者的立场鲜明——她是下岗职工的孩子，文字里藏着对中国的怨怼：“那些可恶的、精明的、夺走美国人生计的中国人。”“我们无法和一个奉行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国家抗衡。老布什让我找商业部，可中国政府会大力补贴出口，我们怎么比？”

最近我在写一本关于工厂的书，妈妈看了其中写罐头厂的一章后说：“你应该多写写中国企业家的部分。”那章里有句话：“我也许看起来像十几年前来参观美国工厂的中国企业家，也许像十九世纪拖家带口来美国开餐厅或洗衣店的中国人。‘中国人’这个标签意味着什么？我是谁？”

我想起父母吃着改革开放的红利，才有资本送我出国读书；而我如今站在美国的工厂里，就像当年的中国企业家曾被美国工人审视。资本带来的流动、流失与回流，兜兜转转画了个圈。

书的结尾，作者留下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说美国不该再生产家具，而应专注更高薪、更高科技的产业。你同意吗？”

这是美国过去的挣扎，或许也是我们现在的挣扎。